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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袁志刚: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对英国“脱欧”的反思

盘和林

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了“脱欧”公投。英国“脱欧”是全球化过程中反全球化力量的体现,是当今世界经济危机和移民危机加深背景下发达国家中出现并日益蔓延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表现。同时也反映出,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全球缺乏强有力的全球治理结构来应对全球性难题。但是,从英国“脱欧”以后全球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各界的讨论来看,全球经济一体化还是基本面,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基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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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日,欧元迎来“20周岁”。欧元20年的发展历程,挺过了全球金融风暴与欧债危机,成为世界第二大流通货币。不过,随着民粹主义在欧洲崛起,欧元区前景或将再次迎来新的挑战。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为何博弈?

金投现货网10月05日讯,加泰罗尼亚地区领导人周三(10月4日)宣布,在下周一该地区议会举行会议确认了本周日(10月1日)独立公投的结果后,该地区就会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建国。在此前被西班牙中央政府认定为“非法”的那场公投中,有266万加泰罗尼亚选民走上街头投票,其中九成都投票赞成独立。

欧元20年给欧盟这个超国家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一体化红利。“单一货币”让欧元区各个国家连接成一个整体,这一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总额都超过了美国,这一巨大的联盟在与美国等经济强国竞争中得以屹立不倒。而且,单一货币让欧元区的集团化进程变得更加顺利,各自为政的币值差距,让集团内部缺乏稳定的金融秩序,而欧元的出现能够大大缓解这一状况。单一货币也加快了商品与资金的流通速度,减少了近300亿美元的佣金损失,显著降低了流通成本,增加了社会效率。

要理解英国“脱欧”的根源,我们必须从始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着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收入分配领域出了问题。这次危机表面上看是金融危机,实质是全球总供求的非平衡:在现有收入分配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总需求吸纳不了全球总供给。供求非平衡源于深刻的全球分配问题,全球化使得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损;一部分国家受益很多,一部分国家受益甚少;国家内部,一部分地区受益较多,一部分地区受益较少甚至受损。移动较快的生产要素,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获益较多,难以移动的生产要素,如低端劳动力获益较少。由于全球化进程中收入分配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危机之后,很多国家只在金融领域采取量化宽松的方式进行治理,不仅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导致全球资产泡沫,资产收入与劳动收入差距更加拉大,引发全球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危机。

而在西班牙首相和国王都已经公开斥责了那场“非法进行”的独立公投,并且扬言采取必要行动的状况下,加泰罗尼亚地方当局仍旧一意孤行宣布独立的话,还会发生怎样的冲突后果尚不得而知。按加泰罗尼亚地方当局宣称,效忠马德里政府的军警在周日已经对参加投票的选民动粗,造成逾900人受伤。

“共同市场”则是欧盟抵御风险,促进整体增长的重要法宝。共同市场覆盖了增长已经饱和的中间产品,将这一部分利益内部化,同时降低了高技术含量行业的贸易壁垒,促进了技术流通,扭转了经济潜力下降的趋势。同时,共同市场的存在给各个国家提供了一个“防坠网”,保护他们免受一些不可预期的变化。内部统一的产品规则,也让各个经济主体都能感受到尽可能的自由和公正。

因此,导致反全球化力量兴起的主要事件有以下几个:一是全球经济的增长放慢,突发事件增多;二是宗教文化冲突;三是移民冲突,移民抢走低技能劳动力的工作,获得大量社会福利(可参见BBC纪录片《全景:为何我们投出“脱欧”选票》)。英国国民中支持“脱欧”的最大一个原因是担心医疗、教育等公共福利资源被不断涌入的移民分享。移民问题被欧洲民众认为是欧盟正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四是政治家的短视与不作为,政客投机以增强党派地位,全球主义、区域主义与反对力量交互博弈,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参与其中,政治派别利用这些思潮为各自党派的狭隘利益服务。

但无论如何,一有任何风吹草动三长两短,欧元汇率都会沦为受害者。本周初,欧元汇率已经持续承压于1.18关口下方。若加泰罗尼亚局势无法平息,那么欧元所受到了来自地缘领域的压力也会持续,而观察人士更担心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的行动,会让欧洲内部潜伏着的更多地区分离势力得到鼓舞也开始蠢蠢欲动。

然而,随着近几年几个核心国家民粹主义崛起,“国家利益”至上的偏执思想让欧元一体化之路变得步履维艰。英国脱欧公投、意大利宪法改革公投失败、奥地利总统选举绿党和极右翼争得难解难分、法国国民阵线民意支持率蹿升都显示出,欧洲民粹主义卷土重来。民粹主义名义上以人民为核心,但是标榜的是一个抽象的整体人民,却蔑视一个个组成人民的个体。反对权威、抨击体制,极端的平民化倾向让欧元区陷入了政治动荡风波,而民粹主义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是极端的国家利益至上。

  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前,全球化的反覆已经有充分的表现。例如,各国在WTO谈判中停滞不前,危机之后大国贸易保护主义事件不断出现。根据GlobalTradePlateaus(GlobalTradeAlert)报告,2015年以来,全球贸易几乎停止增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成为主要趋势。WTO机制被抛弃,美国推动的新贸易体制(TPP、TTIP等)虽有进展,但难以最终建立。即便在美国内部,共和与民主两党的总统候选人也明确反对由奥巴马政府提出并推动的这些新贸易条例,欧洲反对TTIP的力量也非常强大。

面对如此局面,欧盟只能以“不干涉西班牙内政”为借口相威胁,而其发生的最严厉警告,也只不过是威胁加泰罗尼亚方面称:一旦独立,该地区将自动失去欧盟成员国才享有的各种权利和便利,包括无法继续使用流通欧元货币……

欧盟是一个超国家经济体,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欧元有着浓重的政治色彩,超国家体的政治和谐决定了欧元的稳定。但是,当前欧盟体系内部的贫富差距已经被逐渐拉开,跨越收入鸿沟的政治和谐,需要发达经济体做出更大的牺牲。欧洲整体的高福利注定了各个成员国都是在高负债下运行,强大的经济增长实力是高负债依然可持续的保证,但是,部分国家经济疲软导致债务危机的风险承担压力落在了其他经济强国的身上,此时为了团体的稳定,就需要他们做出一定的牺牲,而这在国家利益至上的狭隘民粹主义眼中,无疑是背叛人民利益的存在。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让自身利益远远高于团体利益,将会使得欧盟这一超国家团体的各个成员同床异梦,失去了共同的初心。而且,欧元未来面对的不仅仅有上述的“内忧”,还有美元这一“外患”。

  由于危机之后的全球产能全面过剩,原来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动能——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FDI),出现了新问题。从数据看,FDI中新生项目比率下降,并购和融合比重上升。这表明金融全球化继续,但制造业全球化有所停止。2015年,FDI增长了38%,达到1.76万亿美元,其中跨国并购从2014年的4320亿增加到7210亿美元,是推动FDI上升的主要因素。跨国并购主要源于跨国公司的重组,这些重组往往带来巨额资金的流动,但实体经济中运行的资本变动极小,如果将这一因素去掉,则全球FDI只增长了15%(WorldInvestmentReport2016,UNCTAD)。危机以来,为走出经济低迷,各国货币政策创新层出不穷,量化宽松、负利率都是以往未曾涉足的货币政策领域。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及可持续性已面临挑战。如发达国家企业大量囤积现金却投资乏力,日本央行负利率、欧洲央行降息之后,日元、欧元反而大涨,反映了市场认为政策出尽,是某种绝望态度的表现。与此相反,由于各国政府债务高企,财政政策却无人问津,实体经济增长缓慢。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推高了资产价格,不利于金融稳定,并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差距。危机已经过去8年,全球经济和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无法从危机中走出,经济步入一种“长期增长停滞(secularstagnation)”状态。给人的感觉是现行政府无能为力,专家学者也只崇尚空谈。

但这恰恰是整起事件中最讽刺的一点。因为加泰罗尼亚独立风波,恰恰证明了欧元这一“伟大货币实验”再度蒙羞。20年前,欧洲政治领导人曾经天真的认为,只要欧洲范围内的人们都使使用同一种货币,那么大家就会强化对“大欧洲”的认同,不再以国境线为界划地为牢。但加泰罗尼亚公投独立的事件却告诉大家,欧元的使用或许真的削弱了欧洲人对原有的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却没有如其所愿建立起新的大欧洲认同,反而正在让欧洲的政治版图进一步碎片化。

20年前欧元的强势登场,币值坚挺,再加上背后巨大的经济体量,都让美元这一世界货币倍感威胁。欧元的出现是在美国因陷入越南战争泥淖难以抽身、疯狂加印货币导致美元贬值的时候,让疲于美元这一单一货币体系的人们看到了曙光。欧元区的背后有26万亿美元的庞大经济体,高于北美经济体的24万亿,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苗头已经越来越明显。所以,美国借由科索沃战争等机会都在不断地打击欧元体系。同时,无论是难民潮还是伊核问题,唯恐天下不乱的美国都在不断地抓住机会挑拨欧盟内部成员国的关系,进而影响欧元的币值,从而见缝插针,稳固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G20杭州峰会为全球经济寻找出路,就强调在财政战略上达成共识。然而各国仍面临国内政治压力。如欧洲方面,欧债危机以来,欧元区内部就债务支持与紧缩政策的关系便存在不同声音。去年德国仍然实行财政紧缩政策,财政盈余达到121亿欧元,这对于负利率、穷尽货币政策的欧元区来言,是极其不明智的政策。美国方面,对债务问题与财政支出方向的不同意见也一贯是两党政治博弈的基础。

而事实上,剥夺每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权,统一使用单一货币的做法,在过去10年来的“后金融海啸时代”,已经弊端尽出。正是因为搭上了欧元区的便车,西班牙和希腊等南欧国家才经历了短暂的泡沫经济繁荣其,而又正是因为上了欧元的“贼船”,他们才在危机爆发之后陷入了无尽的难以自拔的痛苦。而西班牙中央政府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之间的矛盾中,固然有数百年来人口、文化语言方面隔阂所带来的误解,但更重要的却是双方在税收和债务负担方面分配不均所带来的积怨。

内部政治体系的动荡,民粹主义抬头,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差距的扩大,债务风险分担不均,外部美元的虎视眈眈,都让欧元未来的路充满了危险与挑战。欧元20年,有辉煌也有坎坷,放眼未来,世界第二大流通货币的路,依然任重道远。

  在全球经济低迷,全球化推进日益困难、反全球化情绪高涨之际,各国、各区域内反全球化的政治势力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其中极右势力、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得到发展,比如:美国特朗普、英国“脱欧”派、法国“国民阵线”等。奥地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候选人诺贝特·霍费尔在总统选举中败北,但得票率高达49.7%。瑞典极右翼政党民主党现已是议会第三大党,丹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丹麦人民党是议会第二大党,是执政联盟重要一员。

于是,欧洲范围内所有民粹主义团体为吸引选民,所喊出的口号都是“弃用欧元,恢复货币主权”,而在加泰罗尼亚危机一波未平之时,意大利大选却又将接踵而至,反欧政党“五星运动”人气正在不断积聚。在此背景下,欧盟对加泰罗尼亚地方所威胁的“无法再使用欧元”言辞,听起来反而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

欧盟与英国的矛盾:由来已久

在2014年底至2015年初希腊危机二度爆发时,欧元兑美元汇率一度从1.40跌至1.05。而今年上半年,在欧元升值15%,所有人都再度憧憬“欧元区已经度过最危险的时候”之后,当前新爆发的地缘危机格局却告诉大家,在欧元体系本来就是个先天不足的畸形儿,又难以进行全面结构性改革的状况下,对其前景过度看高,注定将是盲目之举。

  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既相互促进,但有时又相互排斥,关键看全球化的进程是否顺利。在全球化顺利时,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无论是欧洲共同市场、欧盟、欧元区等等,都是全球化加速的表现。但是,当全球化遭遇危机时,区域化成为全球化的阻力,并且区域化本身也遭遇怀疑和打击。欧盟在过去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迅速从共同市场走向货币一体化,从货币一体化走向政治一体化。反过来讲,没有政治一体化,货币一体化也会成为问题。去年的希腊危机,今年下半年可能出现的意大利危机等,无不表明:没有政治一体化和财政转移支付,欧元区稳定就会出现问题。但是,当我们将视角转到欧盟政治一体化时,会看到欧盟和各国政府的矛盾不可避免,其中欧盟与英国的矛盾最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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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欧盟本身存在的问题是,政治运作缺乏民主性。欧洲经过了经济一体化到货币一体化,但必须实现政治一体化才算完整。欧盟各国实行轮值主席制,决策机构为欧洲联盟理事会,主要由各国部长参加,在决策民主上缺少机制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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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英国历史上与欧洲大陆是分离的,英国的宗教、政治与法律体系有其特殊性。英国大多数人信仰英国国教,与欧洲大陆的天主教、新教有所区别;在法律体系上,英国实行普通法系(又称英美法系),欧洲大陆为大陆法系(民法法系)。自撒切尔夫人起,英国实行私有化改革、削减社会福利、扩大市场力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而在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上,政府的主导力量相对较强,近年来受到高福利政策的严重拖累。另外,英国对统一货币一直抱有怀疑态度,始终不愿加入欧元区,也正因此而躲过了欧债危机的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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